宫墙内外：时代浪潮冲击下，紫禁城的时间凝滞与小朝廷的坚守？
宫墙内外
时代变迁的大潮，不一定能波及所有地方，总有那么一些坚固的屏障，能够阻挡这股潮流，让屏障之后的世界继续按照老样子运转，始终用不变的方式去应对外界的变化。紫禁城的宫墙宛若一道阻隔岁月的长墙，墙外辛亥革命已将这个陈旧的国家引向崭新的历史阶段，保守与革新的冲突，私欲与理想的拉锯，革命、复辟、党争、内乱，既迸发出巨大的力量与活力，也消磨了众多的欲望与热情，甚至生命。
在内部，时刻仿佛陷入了堵塞的管道之中完全停滞了——那个帝制时代的统治核心在革命力量的猛烈压制下停止了跳动，它如同突然失去生命迹象一般，依靠《清室优待条件》的保护，保持着既死又活的矛盾局面。
在这个凝固了岁月的旧宫殿里，以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为核心的小朝廷，仍旧竭力维持着帝制时代的伪装，仿佛历史从未更迭——佩戴红宝石与珊瑚装饰官帽的王公贵族穿梭往来，身穿暗纹团龙马褂的侍从威严站立，按品级静立的太监们毕恭毕敬，穿着长袍的苏拉们谨慎侍奉那些虚张声势的权贵，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都围绕那个清瘦挺拔、态度倨傲的少年爱新觉罗·溥仪——这位“万古不变的帝制最后的执掌者，天子，‘万岁爷’”，他们如同血管中难以消散的淤塞，拼命抵御着外部时代的洪流。
站在紫禁城屋顶上的末代皇帝溥仪。
然而，试图阻挡历史发展的种种行为，基本上都无济于事，外面的声音总能设法突破障碍，传入这座幽深的禁苑之中，早在变革发生之前就已这样了。紫禁城里的清晨，偶尔会出现一种反常的景象，身处高墙之内却能听见远方的市井喧嚣，有清晰可辨的小贩吆喝声，有车轮滚滚的辘辘车声，有时还会听到士兵的嘹亮歌声。
这种太监称作“响城”的奇特景象，曾让少年溥仪产生诸多困惑的联想，在“响城”的声响里，他偶尔能听见袁氏掌权时期的军队乐曲，他身旁的管事太监便解释说，这是袁世凯用餐时的动静。他同样能听见这座往昔的皇城在当今的民主社会里产生的各种动静，虽然朱漆的宫墙阻隔了外界的视线，但宫内收到的报刊书籍，还是会把外界的动态伴随着这轰轰的“都会”声，全都送到这幽深的皇宫之内。
1922年5月17日，胡适接到一个不知是谁打来的电话，受邀进入这所阻挠时代发展的宫墙里面，十三天之后，他终于在一名太监的带领下走进了这朱红色的宫墙，虽然在神武门前被宫禁护军耽搁了挺长时间才得以通行，他看见的溥仪是个“长相挺俊秀，但身体很瘦弱，虽然十七岁，但眼睛近视程度比我还要严重，身穿蓝袍子、玄色背心”的“年轻人”。他称呼溥仪为“皇上”，溥仪则称呼他为“先生”，他向胡适表明自己支持白话文，提及了出国求学的计划，并且还告诉他，
我们犯了不少错误，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还要消耗国家大量钱财，我深感愧疚。我原本打算过独立生活，因此曾提议设立皇室资产处置机构。不过，许多年长的人反对我，原因是他们一旦失去依靠，生活将难以为继。
这位清朝末代皇帝的书房里，胡适发现窗边陈列着大量书籍，炕桌上则散落着当日的报纸十余份，其中多数内容欠佳，不过也有《晨报》和英文版的《快报》。桌上还放着白情的《草儿》，以及亚东所编的《西游记》。虽然胡适在日记中曾写道“大部分是不好的报”，但在他公开发表的《宣统与胡适》一文中，这一表述却被删去了。
溥仪的背影，可以看到当时的紫禁城中已经安装了电灯。
1924年11月5日，情况同样如此。那年的直奉战争，虽然战场远离北京，但充满火药味的新闻却持续传入这个被各方势力争抢的中心。他通过报纸了解到，直系将领冯玉祥在10月23日突然发布文告，声称要为国家铲除祸害，宣布停战并寻求和解，接着便包围了总统府，将总统曹锟囚禁，解散了政府，并组建了以黄郛为领导的临时执政内阁。
京城内部权力斗争激烈，郊外直奉两军交战依然激烈，翻开当日的《晨报》，溥仪会在国内要闻版块看到奉军势如破竹进入关内，先头部队已搭乘火车抵达天津的报道。北京方面虎视眈眈的段祺瑞正在天津等候张作霖前来商讨时局对策，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动向尚不明确。南方革命党人孙文也已决定前往北方——这一消息对当时关注时局的中国人来说极为重要，从更长远的历史角度分析，它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然而纷繁复杂的时局似乎尚未触及宫墙这个抗拒变化的区域，至少在他拿到报纸的当时情况依然如此。
他大概也未曾留意到，版面右上角那个角落里，张贴着关于新任京师警察总监张璧的来宾接待通告。他同样未曾料到，几个小时后，这个人将会自行闯入，完全摧毁那道阻挡时代进步的宫门。
1925年11月5日《晨报》二版刊登了国内新闻内容，通过这份报纸可以了解当时的国内政治状况以及局势发展。
最先将消息告知溥仪的，是内务府的绍英、宝熙与荣源，这三人慌张地跌跌撞撞来到储秀宫，急促地呼吸着，向他通报了一项突然发生的事情。
冯玉祥当下派遣鹿钟麟、张璧前去传达取消相关优厚待遇的决定，同时指示皇上务必于当天下午立刻迁出皇宫。
得知这个消息后，溥仪猛地站了起来，手里咬了一口的苹果也因而掉到了桌面上。
小偷、大火，“那个小孩子的事”
被赶离皇宫的决定，对溥仪而言如同噩梦，而这次送宫行动的两位关键人物张璧和卫戍总司令鹿钟麟，也完全没料到此事。就在前一天晚上八点整，冯玉祥突然打电话让张璧和鹿钟麟去总司令部见面。张璧后来提到，当时鹿钟麟正发着感冒，因此只有他一个人去了。他一到那里，冯玉祥就立刻找他谈话。
“常谈之事现在时机已至，可以办了。”
张璧闻言愕然，不解所谓，冯看到他的样子，于是补充说：
“就是那个小孩子的事。”
张璧突然明白了，冯的意图是让紫禁城里的“那个孩子”溥仪离开皇宫。
通过冯玉祥的言谈和张璧的顿悟，可以领会到将溥仪逐出皇宫的计划或许酝酿已久，只是始终寻觅着恰当的时机。至于这项计划具体何时启动，目前尚无定论。然而，将溥仪赶离皇宫，在当时确实是众多人士的共同愿望。
吴瀛三十三岁，属于这一类人，他来自常州名门，家父曾是张之洞手下得力干将，舅父庄蕴宽也是近代颇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凭借父辈利用权势构建的关系网，他得以获得高位，在北洋政府内务部担任警政司第三科负责人，同时兼任北京市政事务总管，他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监视前朝皇帝溥仪及其周围势力。
溥仪长时间住在皇宫里，行为很不规矩，经常和张勋、康有为等清朝旧臣暗中勾结，总想着恢复帝制，制造了不少麻烦，还把宫里的宝贝一件件搬出宫外，吴瀛对溥仪那个小朝廷的强烈不满，并不是他个人的情绪，而是当时社会上很多人心里积压的愤怒情绪之一，1917年张勋搞复辟时，匆忙挂起来的假龙旗和很多人头上戴着的时髦假辫子，简直成了民国初年最可笑又可耻的闹剧之一。讨逆军和张勋的辫子军在北京城区互相炮击，让众多北京市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当张勋搭乘外国汽车逃走时，他身后是辫子军洗劫一空的京城。这样一个极具破坏性的闹剧头目，去世后却获得逊清朝廷赐予的“忠武”谥号，这无异于在共和国脸上狠狠一巴掌。
1917年张勋复辟时被推上乾清宫龙椅的溥仪。
然而，这一巴掌虽然带有嘲弄意味，却并非最激烈的打击，北洋时期的政治剧场上演的种种悲欢离合，足以让世人患上历史遗忘症，每当一场戏剧落幕，又总有新的戏剧登场，而溥仪的朝廷也急忙为这个动荡的舞台增添新的情节。晚清时期，太监行窃之事已是公开的传闻，1912年，《顺天时报》就披露隆裕太后离世后，众多宦官纷纷偷盗宫中财物，其中首领小德张尤为猖獗，而《申报》也报道许多阉人企图盗取宫内珍贵器物，因此小朝廷不得不请求北洋政府派遣人员进入皇宫进行看管。
宫廷内部太监的零星盗窃行为，与以溥仪为核心的管事官员相比，后者才是导致皇家宝物大量流失的关键因素。民国政府长期未能拨付给小朝廷应有的供养费用，同时宫内人员又毫无顾忌地大肆挥霍，使得小朝廷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因此宫廷中的珍贵物品，便借着“转售”“”“贱卖”等各种名堂的名义，逐渐被运出宫墙之外。在1914年至1924年期间，那个短命的政权至少四次将皇宫里的金银制品和古董卖给了外面的人。每一次这种做法都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1924年5月，朝廷把皇宫里的金银器物和古董押给大陆银行的事情泄露出去，公众对此非常震惊，1924年5月2日，《晨报》以《清室又要变卖古董》为标题进行了报道，嘲讽说：辛亥革命之后，末代皇帝溥仪在紫禁城虽然没什么权力，却依然独自称尊。为了维持挥霍无度的生活，总是想方设法偷运并出售宫中的珍贵文物，实在让人感到惋惜。长期订购《晨报》的溥仪应该看到了这则消息。虽然那个短命政权最终在公众舆论压力下悄悄买回了那些宫廷金饰古董，但走私皇宫珍宝的臭名声，已经牢牢地贴在了溥仪和他那个小朝廷的身上。
《赏溥杰书画目》里有一页记录着，自1922年开始，溥仪用“赏溥杰”的名义，陆续将清宫珍藏的历代字画1200多件带出宫外，这些作品占清宫流失书画的四分之一还要多。
朝廷变卖宫廷旧藏之所以激起公众强烈反响，根本在于饱经共和革命与新文化思潮浸润的人们，愈发清楚皇宫内府珍藏的历代文物并非君主个人所有，那些珍稀的古董字画，实则是封建王朝统治者将天下视为私产而搜刮的成果，既然革命已经终结了帝制，这些君主贪婪欲望的产物，本就应当“天下共享”，回归到民众的掌握之中。宫廷旧藏归属全民共有的话题持续引发热议，每次形成的意见都近似陈词滥调，好比1922年3月，清廷打算把《四库全书》卖给东瀛的消息传出时，北京高校的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人联合发表文告，声称：
依照优厚对待的条款，爱新觉罗溥仪理应搬出皇宫，到颐和园那边去住，至于紫禁城的宫殿以及里面收藏的书籍和古董，都是代代相传的，属于国家公共的财产，所以应当立刻全部由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收回，建立一座古董馆，供大家参观。
1923年，清室售卖古物的消息再次招致公众非议，北京大学国学门在报上刊文，表达强烈不满，认为故宫珍藏的文物，大多为世代相传的珍品，国家政权更迭后，本应归民国政府所有并公开展出，绝非私人可以随意处置的物品。
朝廷变卖旧物的举动不断激怒民众的指责，每一次指责都加剧了大众对小朝廷盘踞紫禁城的厌恶，同时更坚定了人们故宫珍藏属于全民所有的信念。在所有公开披露的清室劣迹里，1923年6月26日建福宫那场大火最能点燃公众的激烈情绪。
建福宫是乾隆皇帝特别看重的园林之一，这位被后人称作治世英主的皇帝，登基后第七年就在紫禁城里面修建了这座宫室，作为他处理政务之余“观赏游览的场所”，他不仅在这里感到快乐，还把自己喜欢的古董宝贝都放在这里，非常有名的《女史箴图》就曾经保存在建福宫的静怡轩，直到1900年发生庚子事变时被抢走，成为大英博物馆最关键的藏品之一——不过还有更多的宝物仍然保存在这里。
二十三年后，溥仪让太监开启建福宫某个仓库，发现门上封条十分厚重，显然已许久未曾开启过，里面满是顶到天花板的大箱子，全是手卷字画和做工极其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查明，这其实是乾隆皇帝当年最钟爱的宝物。乾隆离世后，嘉庆勒令所有奇珍异宝悉数入库，此举令末代帝孙不禁自忖“究竟蕴藏多少宝物？”——然而他终究不得而知，毕竟那些秘藏之物将在数日之内悉数遭劫。
午夜时分，火苗燃起，最先察觉异常的是建福宫南墙外中正殿的喇嘛首领太监马来禄，他在值夜更替时，突然望见挂有“德日新”匾额的敬胜斋殿内透出火光，据这位首位目击者事后陈述，“殿宇火光耀眼，烈火升腾，转瞬之间因疏忽引燃，波及该殿，可惜火势过于凶猛，难以控制”——火灾迅猛，导致无法迅速处置，最终酿成重大事故。
然而，如果追溯起事时的状况，就能看出这位太监的辩解缺乏根据——虽然火势确实发展迅猛，但当时仍存在扑灭的可能。北京内城的消防队伍和驾驶消防车的意大利使馆护卫人员，在察觉到火情后迅速赶到了神武门前，不过这些救火人员全都被紫禁城的守卫士兵挡在了宫墙外面——守卫们依然严格遵守着旧日的宫廷规矩，除了官员身份的人，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在夜间进入皇宫。英国使馆紧急前往救助火灾现场的一位女士艾芙琳Irene Staheyeff，向她的母亲表达了自己在信中的感受：他们先后三次尝试进入，但每次都被拦阻送回。她解释说，规定非常严格，不仅官员被允许进入，就连外国人和中国人也都不被允许进入宫中。
等到内务府大臣绍英最终寻到溥仪，接到圣旨准许城外消防队从紫禁城东侧某个旁门入内时，时针已指向凌晨一点二十，火势已肆虐超过一个钟头。等到凌晨两点五十，城郊的消防车辆才得以依次抵达事故地点，可惜一切已经太迟。
情况更加糟糕，紫禁城里面没有铺设自来水系统，所以消防水龙必须从护城河和井里汲取水源，甚至还要依靠人力用桶传递，一桶接一桶地运到火灾现场。消防人员只能干着急，看着大火把建福宫完全烧毁，火势还蔓延到了南墙外的中正殿。而令人不解的是，当意大利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火灾之际，内务部门的一些官员却为了证明自己并非毫无用处，于是对消防队员们随意发号施令，横加指挥。
消防员扑救建福宫大火时的情景，此时建福宫已经化为一片焦土。
目前无法确切统计有多少宝贵文物因这场火灾而彻底消失，一个月后，《晨报》开始连载一份声称源自“宫内委员绝密记录”的“清宫火灾遗留物品”清单。这份日记详细记录了每日拾获的物品，仅七月二日，在荒芜的废墟里就找到了许多熔化的金属器物，包括铜制品共一百斤，金银制品共七十斤，金铜佛和器皿以及一个破损的石狮共九十斤，还有金铜佛和器皿共一百三十斤，这些只是金银铜器，至于宝石和瓷器等更是无法统计，更不用说那些容易燃烧的书籍字画和丝绸了。
建福宫遭遇火灾，完全揭露了盘踞紫禁城内的小朝廷不仅向外面走私文物，甚至无法确保宫内文物安全的事实。在公众看来，紫禁城中的小朝廷是一个与时代严重脱节的异类存在，这条前朝的蛀虫不仅耗费了共和民国的百姓血汗，破坏了本应属于全体国民的文化财富，它长期以来的一再劣行更将民众对它的容忍度消磨干净。冯玉祥让溥仪离开皇宫的指令，可以看作是对社会普遍愿望最直接的执行体现，在军阀掌权的北洋时期，相较于多年来在公开场合虽然形成一致意见却无法实施的激烈讨论，暴力手段才是唯一能够产生实际效果的途径。
“逼宫”的罗生门
“便宜行事。”
张璧向冯玉祥打听办理溥仪离宫的事宜，冯玉祥回答得非常直接。这表明他们为了实现目标可以不必顾忌后果。为了让这个突然下达的军事指令具备法律效力，必须获得行政部门合法的确认。张璧特地前往黄郛的住所，要求他马上召集临时内阁会议，决定更改清室优待的条款，并且“指示卫戍总司令和警察总监实施”。
1924年11月5日，上午八时整，张璧和鹿钟麟依照那张于前一天晚间刚刚颁布、并经由内阁确认其效力的军事指令行事，着手实施相关部署，此举旨在彰显行动的合理性，他们特意聘请了京城内享有盛誉的革命前辈、同盟会元老李煜瀛作为全程见证人，确保过程的透明公正，等到他们抵达宫廷时，时间已悄然指向九点。张璧召集了保安队第二分队以及众多军人，部署在神武门外，把紫禁城和景山的守卫部队全部解除武装并重新部署。紧接着，他带领四十多个警察和二十多个士兵，经由西筒子小道，前往隆宗门行进。他们还没抵达隆宗门，就看见绍英、耆龄、荣源、宝熙四人从里面出来，这些人正要去告诉溥仪禁卫军已经撤离的情况，这样的情景已经渲染出一种不安的气氛，可当他们见到气势汹汹赶来的张璧和鹿钟麟等人，大概已经预感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
鹿钟麟追忆起绍英当时神色慌张，即便他竭力保持镇定，也无法隐藏内心的惊惧，他猛地质问李煜瀛，你不是李鸿藻老相国的儿子吗？怎么忍心这般做呢？李煜瀛只是淡然一笑，绍英又转而质问鹿钟麟，你也是鹿传霖老相国的族人啊，为何要这样逼迫？鹿钟麟则回应说
今日我们受命前来，务必请溥仪离开故宫，此举并非出自个人意愿，而是顺应了全国民众的呼声。民众们有言在先，民国至今已十三载，北京故宫之中，仍有退位皇帝独居，自称孤家寡人，授官加封，岂非引人发笑？我们身为国民军，理应为国民分忧，若我们袖手旁观，百姓自会挺身而出。但是，我们能够确保溥仪平安离开皇宫，倘若普通民众出现，他恐怕就难以如此镇定了，因此我们此次行动，既是为了服务民众，也是为了清室的未来着想！
随后发生了一场争论，绍英赞扬清朝统治时施政宽厚，民众归心，皇室优待条款尚未废除，不宜突然改变态度。鹿钟麟则列举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痛历史，提及张勋复辟时违反优待条件的事实，声音严厉地反驳，并威胁绍英“此刻宫外已部署了大量军警，若两小时内得不到明确答复，部队将向故宫开火”。
正是这番武力靠山的严厉斥责，使绍英“惶恐趔趄”向溥仪禀报，最终同意离宫，却恳求延后出发，并且声称“宫内所有物件，皆属爱新觉罗家族私有财产，理应自行支配、处置。”但这番话又引来鹿钟麟的激烈反驳，他告诫绍英倘若他们滞留宫中，自然会采取相应措施，“至于宫内财物，你们还想视作爱新觉罗家族私有，这绝非全国民众所容许的。”请问，皇宫中的每件物品哪个不是从百姓手中搜刮得来的？如今百姓要将它们收为公产，这才是理所当然的。
鹿钟麟回想自己当时言辞激烈，态度坚决，仿佛上演了一部扣人心弦的戏剧，这种情景不仅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常常借鉴，后来改编的影视剧目也多根据他的回忆进行加工，意图增强艺术感染力。鹿钟麟的追忆记录在1964年，事发距今已四十载光阴，他竟能将具体情节和冗长言辞记得如此周全妥帖，倘若不是记事人拥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抵御了时光的磨蚀，实在令人心生疑窦——他前一日正值风寒，未能亲身赴冯玉祥府上听取号令，怎会于次日仍能如此井井有条地反驳对方的诘问，此情此景确非常人所及。
1961年10月13日，溥仪与鹿钟麟再次相见，双方进行了握手，这个细节后来被记录下来，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对皇宫被逼离开的经过，参考了鹿钟麟在1964年所写的《驱逐溥仪出宫始末》这本书的内容。
幸运的是，亲身经历此事的人不止一个。记录鹿钟麟生病的正是与他一同出行的张璧。张璧在事发五年后的追忆，远不如鹿钟麟在四十年后的回忆那般惊心动魄。根据张璧的记述，绍英见到他们只是说道：“各位的到来，定有缘由，不如先到我们他坦（也就是隆宗门外北面盖西头的那间屋子）里谈谈？”
等他们落座，张璧等人取出内阁的文书向绍英等人展示，绍英非但没有询问李石曾和鹿钟麟这两位前朝旧臣的后代为何如此行事，反而心甘情愿地回应说：
说实话，原先的优待条款过于宽泛，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如果缩小适用范围，推行起来会容易得多，上级方面肯定不会反对，我们进去商量一下就好。
半个钟头后，绍英与其他三人回来，答复是“赞成”。
绍英的“同意”表态，并非随口说说，在起初的优待条款里，就明确写着“先在皇宫居住，以后搬去颐和园住”的内容，只是“先住”的“先”字含义很不清楚。而且当时的小朝廷也真的几次想过要搬到颐和园去住。1913年4月，《时报》曾发布消息，称清朝皇室依据优待条件，已同意迁居颐和园，计划在同月完成搬迁，以履行承诺。不过，由于隆裕太后逝世，此事最终被搁置。
到了1924年夏天，溥仪在郑孝胥的规劝下，开始思考执行迁宫的条款，并且指派他的英国教师庄士敦负责修缮颐和园，为迁宫做准备——从某个角度讲，这也是溥仪本人的心愿，这位皇宫里最尊贵的被囚禁者一直盼望能脱离深宫里那些繁琐的规矩，到外面的天地走走，而颐和园，正如庄士敦所言，能够显著减少平时的花费，甚至还能积攒下一些钱财，帮助解决皇室财务日益拮据的困境。
庄士敦曾经明确表示过，作为前朝末代皇帝，溥仪对于皇家宝物的拥有权存在争议，假如过分强调并持续主张对紫禁城和那些无价之宝的归属权，那么这种主张极有可能遭到强制剥夺，这一点非常清楚，并且这种情况发生的风险正在逐步增大。倘若愿意做出让步，可以主动建议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思考将那些符合标准的国家宝藏划归公家，如此一来，王室对剩余财宝的掌控权将无可争议。这一迁宫的打算，因直奉战争的突然爆发而被迫中断，战事尚未平息，颐和园地处城郊，担心发生意外，于是决定另寻住处，但财力难以立刻满足需求，最终宣告暂停。
因此，迁宫的建议，对那个小朝廷而言，从道理上讲并非不能采纳。就连紫禁城这座巨大建筑的归属权，也不是完全不能商量的。和鹿钟麟记述里把溥仪是否离开皇宫当作核心议题不一样，在张璧的记述中，大家争论的并不是是否离开，而是离开的具体时间。
养心殿前的花丛里，溥仪伫立着，他一直渴望脱离紫禁城，却未曾料到，最终的离开会以这般光景呈现。
绍英指出前往颐和园需要整修，并非能立刻完成，请求给予三个月时间考虑，张璧回应态度平和，认为三个月时间过长，坦言此事并非由他们或内阁主导，而是因为你们的皇上当前处境特殊，拥有特殊待遇，与新兴趋势不符，教育界和军人都不认同你们，因此提出建议，我们出发点是好的，希望你们能离开皇宫，避免发生不测。否则，民众反应激烈至此，难以担当守卫之任。李煜瀛也在旁边劝说鼓励，绍英等四人重新进入内部商讨，出来后答复说三个月的期限可以改为一个月，然而仍然没有得到应允。
荣源以“普通家庭搬家尚需数日，更不用说这特殊情况”请求延期，张璧记忆中的鹿钟麟勃然大怒，但他没有大谈国民正义的空洞理论，而是以外部形势相威胁：先前已经说过，外面状况非常不稳，若今天不搬，我即刻会调走军队，荣先生能否承担可能出现的任何变故？我对此完全不负责。鹿钟麟发出要撤掉护卫部队的警告后，溥仪终于同意马上离开皇宫。
鹿钟麟追忆中所谓“爱新觉罗家族私产”的质疑，在张璧追忆里，却由李煜瀛点醒道：那些物件无需整理，涉及历史文化价值的纸张物品最好不移走，毕竟算是国家珍宝，不该归属于某个人或某个家族。你们今日外出之后，只需把没职责的太监带走，各个宫殿还是让原先的看管者继续看管，并且贴上封条，明确责任归属。张璧和鹿钟麟到那时才明白自己先前只想着让那个人立刻离开皇宫，却没考虑到其他东西，在李先生点醒之后，他们非常认同这个想法。
后来，载沣从醇王府赶到那里，他是清朝末年的摄政王，一进门就发现军警把故宫围得水泄不通，他立刻吓得魂不附体，张璧认为这正说明了他的恐惧，“这种恐慌情绪，反而加速了他离开皇宫的决定”。庄士敦的记述也证实了情况属实，他到达皇宫时，看到醇亲王一个人在屋子里没头没脑地来回踱步，显得十分焦躁不安。他时常猛地加快步伐，来到我身边讲几句话，但言语间东拉西扯，让人难以理解。他原本说话就有些结巴，此刻似乎更加严重了。他每次开口说的内容都一样，就是劝皇上不要害怕。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纯属多此一举，因为他看起来明显比皇上更加慌乱得多。
过了一个时辰，张璧、鹿钟麟、李煜瀛收获了他们期盼的答案，绍英从里面走了出来，向他们通报了
“立即出宫，往北府（醇亲王府）。”
负责守卫寿皇殿的那位八十一岁太监，形象收录在陈万里编撰的摄影册《民十三之故宫》之中
皇帝出宫，平民进宫
现在已是下午五点，正值紫禁城的傍晚时刻，张璧等人目送溥仪及其配偶从顺贞门里出来，钻进汽车。这是张璧和鹿钟麟初次见到溥仪，那个他们奉旨要将他驱逐出宫的“小家伙”，是个青少年模样，“身穿素雅的灰布长衫，没套马褂，蹬着黄色皮鞋，相貌平平却精神饱满，看上去像个学生”。十一月七日的《社会日报》还披露了另一个令人惊异的情节，或许更适宜充当这场被迫离宫闹剧的一个嘲讽性收尾，当溥仪被迫离开皇宫来到醇亲王府时，鹿钟麟突然向他发问
从此之后，你还要继续当皇帝吗？还是打算以普通百姓的身份生活？如果你还是自称皇帝，那么民国不允许皇帝存在，我会用枪打死你。
面对枪杆子威胁下的质问，唯一能保住性命的正确回答当然只有：
我既然同意调整待遇标准，自然就不能再称作帝王，只适合以中华民国公民的身份存在了。
鹿钟麟的回答也相当得体：
但是您并非我的敌人了，只是一介平民了。既然是平民，那么我们军人确实有保护您的义务。
在他身后，那道困住他十八年的朱红宫墙，已被北京的千街万巷和灰瓦青砖所掩埋，墙内悬挂的标示着“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日”的牌子，如今已被纷纷取下。时代的浪潮终于冲垮了那矗立了五百年的古老宫墙屏障，只余下它红墙金瓦的实体，往昔的禁苑从此不再充当囚禁世人与皇权的牢笼。
故宫将会是一座开放的宫殿，而它的主人，是全体中国国民。
一个多月后的12月23日，下午两点，那座溥仪退位后便被四道封条锁住的乾清宫重新对外开放，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在军警的护卫下进入这座幽深的宫殿，开始对宫内所有物品进行清点登记。吴瀛担当委员会顾问时，初次来到这座宫殿，这里曾是清代帝王接受朝拜的主殿，也是内廷的首座宫殿，他环顾四周，看到两侧陈列的金铜神兽，这些神兽已存在百年，却再也看不到过去在此行礼的文武官员。
踏上平整的石级，跨过入口的门槛。粗壮的柱子缠绕着金色的龙纹，中央的高台摆放着精致的御座——那是过去君主对全国百姓发布命令的地方，依照旧日宫廷的规矩，宫里的侍从即便面对空无一人的御座，也要弯腰快步通过，以表达敬意。但进入宫殿的检查小组，目光最初没有投往代表皇权的宝座，而是停留在地面附近的一张木制座椅上，因此，故宫最著名的藏品便这样记录下来：
“二层木踏凳”。
一年后，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开院。
故宫博物院举行落成仪式，故宫正门迎接民众，1925年10月10日。
开院仪式进行时，人潮络绎不绝，李煜瀛作为一年前帮助张、鹿证实溥仪被逐出皇宫的见证人，走上台来发表讲话，他提到，自从溥仪离开皇宫之后，本会就开始对故宫的物品进行清点，并且编制了报告，分期发布出去，现在清点工作即将完成，按照本会的条例，并且遵循摄政内阁的命令，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这个博物院里面分为古物馆和图书馆两个部分，这件事情的成功，得益于警备司令部、警察厅以及其他各个机关部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果。当时迅速召集的政府高层商讨，授予军队将溥仪逐出皇宫的指令具备法律效力，主持此事的前总理黄郛，在发言时把故宫管理机构的建立，同国家民众的归属感融合起来了。
那个时刻，涌动的人群几乎让故宫化作了喧嚣的波涛，当吴瀛抵达那里，居然“连同家人和三位同伴在坤宁宫东边的狭窄通道里受阻，过了两个小时才得以继续前行”。有目击者讲述道，“第二天整理游览路径时，收集到的妇女儿童手巾、鞋子等物品，足足装满了四只大筐。”
紫禁城终于出现了新的转机，一座不再需要帝王凭借专制权威提供支持的宫苑，同样也能焕发新的生机。参观故宫博物院的游客，首次得以一窥数百年来宫中深藏不露的精华，那些昔日为帝王权力所汇集、为帝王个人所独占的财富，如今向世人公开展示。那些受严苛宫廷规矩禁锢的宫女，那些被高墙深院困住的嫔妃，那些对金银权势的无限贪求，以及求之不得的愤懑和哀愁，最终都变成时光尘埃里游荡的旧日亡魂，进入人们津津乐道的民间故事里，进入寻常人家闲谈的笑料中——皇宫大殿已然沦为百姓的展览馆。
他们同样能察觉到往昔帝王权势衰败的迹象。经由储秀宫的窗棂，目光落在蒙尘的床榻小桌上，上面还摆放着前朝天子啃过一口的果实。
早已干瘪。
储秀宫的炕桌上，摆放着半个苹果，那是末代皇帝溥仪曾经啃过的，照片来源于陈万里编著的摄影集《民十三之故宫》。
作者/李夏恩